职场心灵鸡汤故事大全(2)

职场心灵鸡汤故事大全

故事三：直接去找“大老板”

在职场上很多人很怕见领导、见老板,在电梯碰到老板不敢出声,在路上碰到老板拐弯走,却不知这是职场大忌。

2008年,段奕宏凭借《士兵突击》一炮走红。最近,《我的团长我的团》再次使他人气翻腾。1994年,段奕宏考上了中戏。大二时,一些形象出众、表演功底强的同学开始陆续接到影视剧的邀请。到了大四,段奕宏成了班里唯一一个4年里没接过一部戏的人。他试着寻找机会,可导演们见了他都皱眉,“我们要帅气一点的”。段奕宏自卑到了极点。因为没机会出去拍戏,段奕宏只有窝在学校排练话剧,基本功越来越扎实。大三时,他的话剧成绩全班第一。但到毕业,留京名额异常紧张,眼看没有单位接收自己,情急之下,段奕宏竟拿着成绩单跑去见文化部长,武警把他拦在门外。倔强的段奕宏在传达室泡了一天,终于允许与领导通一个电话。后来他留在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北京落了脚,为日后的成功创造了机会。

现在已经很红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能有今天,还得感谢她当初敲开了台长的门,也敲开了中央电视台的门。她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任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后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读研期间她在中央电视台实习。在审片子时她认识了台长杨伟光。实习结束,她就要回原单位了,她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留在中央电视台,这对自己的成功可谓是“一步登天”机会。怎么办?自己就是平民百姓一个,自己既不年轻,也不貌美;既没有关系与台长很熟,引荐一下;也没有很多钱,送个什么大礼给台长;台长离自己也太高、太远了,作为实习生,平时能够见到主任都是很不容易的事。作为别人,肯定想都不敢想留下来,她还是决定试一试。一天,她在没有人引见,与台长不是很熟的情况下,就直接敲开了杨伟光台长的办公室,进去后就直接对台长说:“杨台长,我实习结束了,我喜欢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留下来?”敬一丹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实习期间的表现,杨伟光是了解的,也认可她的荧屏形象和气质,同意她留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任主持人。这一年,她已经33岁了,留在了中央电视台,从而开创了她辉煌的人生。

进入公司要主动敲领导、老板的门,要想获得提升,同样要大胆地敲门。甲骨文华东暨华西区前总经理李绍唐说,他曾经这样说:“我要奉劝年轻人,你要敢于敲你老板的门。”

在IBM工作的第15年,李绍唐已经做到协理。40岁时,他勇敢地敲开老板的门,直接问老板:“你老实告诉我,在未来三五年内,我是否有往上升迁的机会?我到底有没有爬到金字塔尖端的机会?”

得到的答复是:“机会不大。”因为IBM人才济济,企业文化非常强调“辈分”与“派系”,在他的前面至少排了十个人。即使他愿意等,只怕轮到他,也是30年以后了。所以,他开始寻求IBM之外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勇敢表达”,老板岂能在满眼人才中发现他———既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又没有留过洋、而且还没有MBA学历。他在在耐心等待了两年半之后终于有了空缺,李绍唐被任命为甲骨文华东及华西区董事兼总经理。

“勇敢地敲领导、老板的门”,就是敲开机会之门,有事直接去找大老板,这往往是成功的捷径!

故事四：大声说话才能胜出

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师从一位见多识广的资深记者,老师洞悉世事,经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人的地位越高,讲话声音就会越低。

其实,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讲话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关系: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好像19世纪欧洲淑媛们,宁可屏住呼吸也得套进提胸束腰的鲸鱼骨裙衬里,以免被人当作马夫的女儿或鞋匠的老婆。

这只是中国人关于声音的众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奥妙无穷的哲学之一。

不过这些中式的声音哲学却很难跟老外解释清楚,就像后来,我坐在纽约的咖啡馆里,与一个美国朋友闲聊时所做的徒劳的努力。

这位朋友编辑着一个很草根的网上周刊,杂志的名字叫《不容错过的声音》。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嘈杂世界里,说者有太多的见解,听者也有太多的选择。势单力孤的草根阶层,必须借助像朋友的杂志这样的高音喇叭,当每个人都恨不得扯住别人的耳朵,告诉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时,声音的传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有理也得声高。

所以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还是谦和含蓄的君子之风,不是被当作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声中自生自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

结果就有华裔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一言不发,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开口前要先想好了再说。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每次与客户开会时,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心里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上司,结果却以沉默寡言、不善与客户沟通为由被辞退。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说,她小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讲话和插嘴,只有学会了这个才有可能“融入主流”。占纽约人口12%的亚裔社区,只分得政府拨出的社会服务经费的1%,也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搞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这多半会被看做“自以为是”,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面前自我膨胀,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是还没开口,就被自己心里发出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而忙不迭闭了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

只有大声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吓到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想提高音量,最关键的也许并不是练嗓门儿,而是练信心。

故事五：价值2亿的工作态度

2004年底,国际航空联盟决定在亚洲遴选一座有超级吞吐能力,且在软硬件上都过得硬的机场,作为国际客运及货运的航空枢纽,成为各个国际航班的中转站。选定后的这个航空枢纽预计年乘客运输量在3000万人次以上,货物吞吐量达200万吨。如果哪家机场能幸运地最终入选,那么每年在收取停机费以及提供其他机场服务等方面,就将会有近2亿美元的收入。

此消息一出,亚洲各国机场纷纷摩拳擦掌,积极申报参与竞争。最终中国的浦东机场、日本的成田机场、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以及韩国的仁川机场从众多申报者中脱颖而出。

接下来,国际航空联盟的官员们开始对这4家机场展开调研,一一打分。很快,凭借着机场现有的吞吐能力和未来已定下的扩建规模,浦东机场和地处东北亚交通网的中心的仁川机场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圈。

决赛争夺得尤为激烈,因为在各项硬件条件上,浦东和仁川不相上下。现在就看谁的软件服务更胜一筹了。

国际航空联盟的几个官员们将自己乔装成一个个普通的乘客,开始偷偷地到两家机场“明察暗访”,在登机以及乘坐的过程中,两家机场上都给予了同样的规范化服务,难分伯仲。

但是,接下来,等暗访的官员们下了飞机,来到行李区取自己的行李箱时,却发现仁川机场拿过的箱子非常干净,几乎是一尘不染,但在浦东机场取到的却显得有些脏兮兮的,有一个官员的箱子甚至无缘无故地新增了一道裂纹,好像是被摔过似的。

官员们开始了现场调查,他们发现在下行李时,当行李箱从滑梯上滑下来后(注:当时机场有专门工作人员帮着下行李,与今天的自助式不同),仁川的机场地勤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小心翼翼地接过行李箱,然后用一块抹布将整个箱子从头到尾地认真擦了一遍,然后再将其小心地认真地摆放到行李车上,等着乘客来取。整个过程,工作人员们不仅是全身心一丝不苟的投入,而且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和热爱。

而在浦东机场,官员们却发现了另一番景象———当行李箱滑下来后,地勤工作人员接到后,随意地使劲将其朝放在一旁的行李车上一扔,发出轰的一声响。有时没扔准,掉了出来,他们则显得很是不耐烦,恨不得上前踹上一脚。工作中,他们脸上的表情麻木,感受不出一点对这份工作的喜欢和享受。

随后,官员们又随即询问了几名来取自己行李的乘客,他们都是每周至少要来浦东机场乘坐一次航班的商务人士,官员们提出的问题是,你们随身的行李箱,因为损伤一般多长时间需要更换一次?得到的回答是,一年,最多一年半。

3个月后,结果出来了,浦东输给了仁川。为何是仁川而不是浦东,国际航空联盟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把每年200万吨乘客携带的货物交给一群不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来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不符合亚洲中心空港的气质,也不符合每年近3000万次乘客的心愿!

当浦东机场得知自己败给对手的真正原因是,追悔莫及。虽然他们表示一定会立即整改,然而一切都晚了,不仅没能拿到每年近2亿美元的收入,而且为迎接检查所做的一切投入和努力都付之东流。

对工作保持热情的尊重,不是厌烦而是享受,仁川机场的最终胜出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因为只有是一个对工作充满热情和热爱的人或团体,才是最值得信任和给予重托的。

事实证明国际航空联盟的决定是正确的,在之后由日内瓦国际机场协会2006年和2007年的调查,仁川国际机场连续两年获得“全球服务最佳机场”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