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正能量励志故事5篇汇总

职场中最不缺的就是正能量，职场中最需要的也是正能量。通过阅读正能量的故事，提高自己得到积极性，调整工作心态。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职场正能量励志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1、老板需要员工解决问题

1999年,美国第一大零售商凯玛特开始显露出走下坡路的迹象,有一个故事广泛流传:

在1990年的凯玛特总结会上,一位经理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向坐在他身边的上司请示如何更正。这位上司不知道如何回答,便向上级请示“我不知道,您看怎么办。”而上司的上司又转过身来,向他的上司请示。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一直推到总经理帕金那里。帕金后来回忆说:“真是可笑,没有人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宁愿将问题一直推到最高领导那里。”

2002年1月22日,凯玛特正式申请破产保护。

与竭力寻找借口的员工不同,有些员工没有做好工作时会直接对老板说:“您看怎么办?”这种坦诚似乎比找借口好一些,但事实上,在老板听来,“您看怎么办?”的潜台词就是“这是件麻烦的事情,还是您亲自解决吧”。

实际上,老板迫切需要的是那种能及时解决问题的人才。

在老板眼中,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一个员工处理和解决问题更能表现出他的责任感、感恩精神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经常为老板解决问题的人,肯定能最先得到老板的青睐和提拔。首先,他没有让问题延误,酿成大患;其次,他让老板非常省心省力,老板可以把精力集中到更重大的问题上。有了这样的员工,老板就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2、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

2009年，李菁开了咖啡馆和淘宝店，朝九晚十一。整天忙得像机械手，手里总是同时攒着七八件事情在做。如果要跟她说话，就得把话穿插在这七八件事中分期分批地说完：上半句她在洗杯子，下半句在给买家发货。她有点焦虑，还会有些抱怨。幸好她在为自己做事——为那个叫事业的东西，值得。

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在少数。在一份有1375个人参与的调查中，17.57%的人说自己很忙。“忙”被不同的人用各种表达方式提及240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

他们和她们用生动的语气，表述了在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穷忙、又忙又焦虑、忙并快乐着、忙得风生水起、柳暗花明交替前进、忙里偷闲、跌宕起伏、忙比闲好。要做最好的，总是要更忙一点、更累一点。

总有人在抱怨自己“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加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没有加班费也一样“拼命”。慈铭体检在300万人的体检数据中发现：近80%受调查者每天都感觉疲倦。23.7%是经常来不及吃早餐;54.4%是每天感觉没睡够;46%偶尔运动一次。

有个典故大约是这么讲的：因为掉了一颗钉子就丢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只马掌就毁了一匹战马，毁了一匹战马，就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就丢了一座城池，丢了一座城池，就输了一个国家。

用在我们身上，似乎就成了：因为睡了一次懒觉。就有了一次迟到，因为一次迟到可能就丢了领导的一个好印象，丢了一个好印象可能就丢了一个职位，丢了一个职位就可能丢了一个做CEO的机会……梦想，似乎是从每天阜晨起床就开始了!因为每天都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并且时日不多。

3、赚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安身立命不可无房。虽然这个观念一直为福利优渥的欧美人民所不解，但我们却注定为此奋斗不息。房子成功地成为了我们最担忧、关注度最高的话题。我们把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排在了房子后面。仿佛没有房子，我们就失去了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事业的一切权利，仿佛没有房子，人生只能是一幅铅笔速写，没有色彩。

在一份调查中，提到“房价飙升”者398人，占总数近三成。在被问到“什么是你周围发生的五件事”时，有个人一口气说了五遍：房价涨了!

房子越来越贵，所以我们只能住得离市中心越来越远。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做了一期报道，引用咨询机构数据称：中国上班族每天从家到单位单程花费的时间平均为42分钟。领先全球。第二名是印度，39分钟。事实上。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我们平均上班时间要远远超过这条全国标准线。据说，路途拥挤是耗费时间成本最重要的原因，并且不可忽视的是，“上班路上”已经成为我们“沮丧的一天”的序幕。

纵然我们不做“房奴”，生活成本也一点都不轻松。尽管我们选择了坚持。“什么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一语道尽辛酸，还有人开玩笑：

“赚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房子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我们最大的压力来源。银行鼓励透支财富，数百万人民币在过去听起来无异于天文数字，现在写在房产中介的房源牌上再平常不过。可怜1980年代生人没赶上“60后”分房福利，也没赶上“70后”的低房价优惠，要买上一套房产中介那儿“再不抢就没了”的普通公寓房让自己蜗居其中，也要伤筋动骨，搬出所有原始积累七拼八凑交了首付，再背上动辄20年的按揭，成为“百万负翁”。

重压之下。连恋爱也使我们谈得颇为艰难。“经济适用男”和“剩女”成为流行的词汇，“有房”是重点。不必嘲笑爱情在物质面前折腰，吃饭要紧。这一点谁都不能说不在乎。

为了缩短从房子到公司的单程所用时间，为了不“蜗居”，其实就一句话——能够住上二环以内比较好的房子。从而衡量我们的标准变得无比庞大又无比简洁：增长、增长，向上、向上。没有别的出路，必须这么做。赚更多的钱、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

一个在轮船公司工作的年轻人这样说自己的梦想：“最好有一个不算漂亮、志趣相投的女友。一栋不算太贵、生活方便的房子。一点不算太炫，抓点眼球的事业。一份不太跌宕，足可掌控的工作。”

4、年终奖发放艺术

每到年底，年终奖和跳槽就成了上班一族议论的热门话题。一项导致离职原因的调查显示，薪酬列在影响离职因素的第六位，年终奖时于离职的影响更小，造成跳槽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个人职业规划以及新的机遇。

年终奖被企业当作提高员工忠诚率的武器，同时也是年底检验雇佣双方诚信度的试金石。

外企薪酬结构基本分平时工资和年终奖。年终奖一般是第十三个月工资，有些还有年终分红。不过年终分红最多是一两个月的工资。国内企业则不同，年终奖变数非常之大，从零到几十个月工资的都有。

外企之所以强调月薪而不是年薪，这是因为对应聘者而言，现实的月工资是最重要的薪酬考虑筹码。年终奖则更侧重于年底福利，并不是薪酬的重要部分。

而国内企业。老板们思考的问题往往有两个。一是员工需要经受这样那样的考验，年终奖也往往如此。如果一旦经受不住考验，半途走掉，那么年终奖也就此泡汤。如果是通过了考验，又好歹熬到了年底，那么，经过这些时间，老板对员工的工作能力也算是有了谱，该给多少，年底论功行赏。

国内企业老板的这种做法也不见得是错的。不过对员工而言，却往往像一场赌博。任务完成的好不好。要找若干借口不是什么难事，完成得好，往往也不见得是个人的功劳。年终奖此时起的是一个平衡的重要作用。而这种平衡感。也只能是来自于老板的个人评估。

老板的第二个考量是，公司有多少利润。公司利润在多变的市场往往也是很难预测的。既然市场大环境如此，那么老板也得对这笔大开支心里有所准备。年关对员工是乐事(因为拿年终奖)，对老板却是苦事(因为耍发年终奖)。利润多就多发。利润少就少发，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不过，也不见得人人都这么懂得互惠和诚信。也有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却对员工抠得很的老板。小气大概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种秉性很难改掉。担心员工拿了奖金就走，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2月份该拿的年终奖，拖到4月5月的老板大有人在，他们的思考恐怕是这样：就算你现在走，至少你的年终奖该泡汤了吧?不过这样的算法恐怕过于直线，他们不知道就算这样节俭了年终奖，终究失去的还是员工的尊重。事实上，这才是决定一个公司长远发展的根本所在。

但假使抠门狂老板遇上牢骚狂员工又会怎么样?抠门狂老板缺乏诚信。他的雇主品牌只能是越做口碑越差，员工也越找越差，人才流失几乎是必然的。等到精英分子都走完了，这个公司就只剩下那些牢骚满腹的员工了，但这些人留在公司的主要原因，也只是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

年终奖的发放是一门艺术。乌漆抹黑的发法，固然充满着博弈的乐趣。但是发的人总觉得多，拿的人总觉得少，这就是人性。但若是清晰透明的分法，恐怕对整个公司的管理体系就有了很大的考验，必须要有公正的绩效评估体系，所有人的工资和奖金，也都是客观公正的。当一个人的愿景明确的时候，他做事的动力也必然是明确的。

5、错过一张好照片

早些年，我还是负责为报社报道各种案件的记者。我正加速赶往案发现场，抢夺那些能够争夺读者眼球的“独家猛料”。听广播里介绍说，一位老人在家门前的便道上倒车时，意外地将几岁大的孩子碾在车轮下，血肉模糊。孩子当场身亡。又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

当我到达时，警车和各种新闻媒体已经将现场围个水泄不通。我努力朝里面挤了挤，终于瞥见一位身穿棉布衣、站在轻型货车旁的老人。所有的闪光灯都“噼里啪啦”地朝他闪个不停，所有的麦克风都争先恐后地递向他的嘴边。老人看上去十分迷茫，机械地回答着各种提问。大多数时间，他只是翕动着嘴唇，眨着眼睛，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记者们放弃了对老人的纠缠。他们跟随警察走进白色的小屋。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老人和我交谈的画面。遭受重大创伤的他低头望着孩子倒下的地方。房子周围是块刚挖好的花圃。里面还堆着黑黑的肥料。

“我刚把车倒在那，本打算把肥料播洒一下，”老人悲伤地说，尽管我什么也没有问。“我不知道我的小宝贝也跑到了门外。”他伸手指指花圃。然后又无力地垂落下来。很显然，他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痛苦的悔恨中。我离开他，向屋里走去。希望能找到孩子生前的照片。

几分钟后，我终于搜集到足够的细节和小女孩一张5寸照片。我又去厨房转转，警察说，孩子的尸体就放在那。这时，警察、记者们和摄影师们都带着自己的“成果”满意离开，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厨房探视一番。于是，我看到下面的场景：

塑料贴面的桌子上是一张雪白发亮的床单，里面裹着小女孩娇小柔弱的尸体。丝丝光线通过窗户照射进来，给它抹上一层圣洁的光辉。不知道老人是何时摆脱人群的叨扰，来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侧面对着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老人正望着孩子的尸体发呆，仿佛世界的喧嚣与他没有任何瓜葛。

房间里出奇地安静，我看到，老人向前倾了倾身子，伸出不断颤抖的胳膊，从头到脚，一遍遍抚摸孙女的尸体。过了好长一会，他又把脸悄悄贴在孩子身上。仿佛害怕把她吵醒似的，动作轻柔而细腻。然后他保持这样的姿势，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张唯美、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即将产生。我估测了一下室内的光线强度，调整好镜头和距离，拧亮闪光灯泡。举起相机，准备将这幅难得的画面记录在胶卷上。如果拍摄出来，这张照片的每一部分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穿棉衣的老人，闪耀在阳光下的白发、裹在被单里的孩子、挂在窗边墙上的世博会纪念品烘托出这个家庭的简朴气氛。窗外。警察们正检查那个肇事的车轮。孩子的父母悲痛地拥抱在一起。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却迟迟按不下快门。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张照片有太大的叙事价值。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我又不愿意闯入这位可怜老人内心的悲恸世界，撩开他的伤疤，展示给各位报纸读者。

最终，我悄悄放下自己的相机，偷偷地走开了。回去的路上。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否有资格当一名新闻记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当然，我也从不敢告诉上司和同行我错失了多么完美的一张图片。

每一天，报刊杂志、新闻广播都会展示数不清的、表达痛苦与绝望的图片。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反而成了满足大家猎奇心理的娱乐手段。每当看到这些新闻时，我都会想起那一天。

当然，直到现在，我都固执地认为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