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关于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关于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1、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所谓被告应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是指被告既要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举证，又要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举证。事实依据既包括实体上的事实，也包括程序上的事实。如有关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举行听证的，则诉讼中被告应当就是否依法举行过听证进行举证。

法律依据则主要是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特别是对于规章和规章以下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既要证明其存在，也要证明其合法;既要证明其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不与有关的法律、法规相冲突以及这些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不矛盾。

有些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作了特殊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则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应对处罚依据是否公布予以举证。

2、对原告起诉期限有争议的，被告应负举证责任。

3、其他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

(1)对原告主张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行政处罚显失公平和滥用职权的合理性审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现代国家一般都确认自由裁量行为不受审查，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行政情报公开制度，行政机关掌握的案卷材料并不能为相对人所了解，因此并不能由原告举证。

相反，行政机关却能够通过例举先例，证明其行政行为符合先例，是合法、合理的行为，因此，应由被告举证。

(2)对有利于自己的程序意义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管辖异议、回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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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举证责任的现状：

从立法和执法现状，结合中国国情，通过深入学习，当前中国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有以下特征：(一)从立法上看，中国举证责任制度体现为明确的行为责任和已广泛运用的结果责任。

1、明确的行为责任

在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中，举证责任传统上被释为行为责任。英美证据法中，提供证据的责任为举证责任含义之一也是公认的事实。清朝末期曾协助晚清政府起草民、刑诉讼律草案的日本学者松岗义正也从行为责任的角度解释举证责任。松岗义正关于举证责任的观念不仅影响旧中国的民事诉讼理论和民事诉讼学者，而且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

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以及先行的民事诉讼法，都专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比如中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可见此条规定也首先肯定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的存在。这显然是一种明确的行为责任。该行为责任后来又明确体现于起诉证据的提出。

起诉证据的规范性依据最早出现于1997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内部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法[1997]7号)，该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内部立审分离制度，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起诉受理阶段的有关事实问题提出了证明要求，并且将起诉证据作为立案庭审查起诉以决定受理与否的一个重要衡量依据。

2、结果责任在实践中的体现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行为责任。并未明确规定结果责任，但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来加以确认。

(1)199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条指出：“下列证据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首次肯定了结果责任，只是不够明确。

(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条规定了两种意义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的行为责任，后者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即结果责任。

在先行立法的司法解释中，它首次明确的肯定了民事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弥补了民事诉讼法的不足。但是该条除行为责任继续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规则外，对于结果责任并没有确立起一般的分配规则。所以，它仍非结果责任的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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